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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今天过时了吗？”
　这是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三民主义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民推翻專制复辟、追求民主建国之最为重要和最为必须的思想理论武器”。

　对此，第一条理由就是，由三民主义所高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这三大旗帜，其始终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根本追求，不仅不存在它是否过时的问题，而且这个由我们中国人在上个世纪之初所提出的民主思想，这个由孙中山先生概况得如此准确、凝炼和易于明白的科学理论，早已表现了全世界各国、各族和各地区人民数百年来所共同追求的历史方向了。难怪美国前驻华大使詹拇森先生曾这样说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可以与基督教圣经、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并列为人类四大精神文明。”

　这第二条理由是，三民主义不仅具有上述的历史正确性，而且具有伟大的政治科学性。因为它既不是全盘西化的产物，也不是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传承。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既来自“罗马帝国亡而民族主义兴”这一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启示，又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贵王践霸”和“说兼爱、倡非攻”的政治学说，即“崇尚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吾之民族主义……绝不以复仇满清为能事，而务与之和平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之诸民族，务保持民族独立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并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一百年后，我们再来读一读孙先生的这一段话，凡是一个客观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着起码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和错误的民族主义理论。
　
　孙先生的民权主义，不仅发展了欧洲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天赋人权思想，而且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其中的“革命民权”学说，就更是为人民只有坚定地发动民主革命，以反对專制君权或專制党权，才能还我民权，奠定了甚为科学的革命理论基础。虽然革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是维护君权的古代民本思想。而被孙先生发展了的民权思想，却是倡导民权的现代民主思想。这实在是孙先生对于古代民本思想既有传承、又予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岂止是“科学”而已。

　孙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既来自于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尊生重养”的学说，和他对于发展经济必要性的高度认识，来自于只有真正实现了民生主义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权主义的深刻见解。还有，就是他对欧洲经济革命、即共產革命的预见和反对，和他对当时欧洲各派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析和思考。显而易见的是，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成就，和由这个成就所推动的世界性民主进步，实在已经将孙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真正提升到了“放之东西方而皆准”的地步。孙先生那一句“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坛场时代”的预言，不是早已为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所确证了吗？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正是因为具有上述的历史来源和普遍价值，所以它的政治科学性岂但无庸置疑，而且实在是今天我们要反对專制暴政、实现祖国统一之最为有力的武器。

　第三条理由是，三民主义实为今日中国大陆所必须。这是因为，今天摆在中国大陆人民面前的最起码的民族主义追求，就是必须驱除馬列，“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馬列子孙”；最起码的民权主义追求，就是推倒專制复辟，将被其專制复辟政权已经剥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人民民权重新还给人民；最起码的民生追求，就是废除党治、党有、党享，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从推倒專制复辟制度出发，以从根本上解决种种的社会腐败现象。

　朋友们，让我们来试想一下，在今天大陆工人、农民、民主人士、宗教信徒等示威抗暴游,行日渐发展的情形之下，如果我们的人民，能够高举着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大旗；如果我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能够高举着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的大旗，喊出我们有“结社、新闻、舆论权利、信仰”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工人农民，也能够高举着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大旗，喊出“我们有组织独立工会和工作的权利，我们有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权力”；如果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能够高举着孙先生“天下为公”的大旗，以坚决地反对一党专政；如果我们每一支和平示威游,行的队伍，都变成了孙中山先生画像的海洋，响彻着“驱除馬列、还我民权”的呼喊……而决心抛弃馬列，认祖归宗，实行三民主义，与人民一道，发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改革，反对“保党改良”，大家想一想，当代的中国国民革命又将会具有怎样光明的前途啊！

　这，才是三民主义绝对没有过时的根本意义所在。

　在此，似乎应该点明的是，在李登辉统治国民党时期，甚至直到今日，台湾中国国民党的某些党政两类高官，在他们于海内外的种种演讲中，都曾一再地声称：“在台湾，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所以，现在就不必再讲三民主义了，而讲“自由、民主、均富。”然而，台湾真的已经全部实现三民主义了吗？如果说民权和民生确已经基本实现，那么，民族主义呢？一个曾经大搞暗独的政党，一个曾为一场明确的政治分离运动而推波助澜的政权，一个说中华民国是外来国家和中国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却非要说他们已经实现了民族主义，岂非是瞒天过海、自欺欺人吗？其实，他们岂但是不再要民族主义，不要三民主义，甚至连他们的国统和党魂都不想要了。只有明白了这个要害，我们才能明白李登辉和他的台湾国民党，才为什么只提“自由、民主和均富”的口号，而绝不要“三民主义”的缘由了。因为，说白了，无非就是不要“民族主义”罢了。至于台湾党政两类高官，在许多场合下所说的，“两岸怎么统？大陆那么穷，台湾这么富，真的统了，台湾岂不是完了”一类的话，也就使他们高喊的“均富”口号，变得是那样地言不由衷。

　在此，我似乎必须说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人民，从来就只有一个三民主义，却从来就没有什么“新旧”两个三民主义。因为孙先生至死，都没有说过他还有一个“新三民主义”。那末，在中国共產党教科书上所公然写下的“新三民主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当中国共產革命就要面临被彻底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时候，当中国国民党的北伐就要走向胜利、中华民国就要走向统一、苏联在中国发动的共產革命就要面临失败的关键时刻，苏共顾问鲍罗廷竟敢为已死的孙中山先生假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当且首次将它发表在同年四月十二日创刊的英文版《人民日报》上面。这才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个假三民主义的由来，也是这个假三民主义里面居然连一个“民”字也没有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也绝不允许人民了解什么才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并将苏联顾问假造的三民主义写在大中小学的教科书里面；由于在毛泽东时代，凡是与三民主义有过一点关系的，不是被劳教劳改，就是被处决，以致人民视三民主义即为“反动和恐惧”的代名词，闻之即胆颤心惊；所以，在中国大陆，直至在海外，有很多人，包括今天在海外已经学富五车的留学生博士们，甚至极个别敢于指骂“三民主义和共產主义都是專制主义”的民主人士们，至今都不知道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究竟是追求“民族、民权、民生”的主义，还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共產主义。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倡导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为孙先生“平反”了！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平反”的重大历史意义啊！

　这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究竟应该如何学习并深切把握孙先生三民主义的真义，以反对專制暴政，追求并最终实现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台湾人民，究竟怎样才能巩固民主和民生建设的成果，坚决反对台独，并为中国的民主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个真义，就是要充分领会孙先生“革命民权”的思想，确立“坚持民主革命，反对專制改良”的革命思想。因为，“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等西方物质文明的措施，由于他们打开了新的贪污腐败和敲诈勒索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一百年前，孙先生针对满清王朝改革开放所讲的这一段话，难道不正是对今天馬列王朝改革开放之一针见血的否定吗？“欧洲之君主立宪均为革命之所赐”——孙先生对欧洲各共和国家的创建和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都是民主革命的成果，或直接受到民主革命影响和压迫的结果，所作的科学概括，实在将必须坚持民主革命、反对專制改良的意义，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更何况，“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的话，竟也是当年保皇改良派粱启超所痛彻心脾地说出来的呢？所以，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前，坚定地反对保皇改良，在今天，就是坚定地反对“保共改良”，其目的，就是要用革命的方式来争取人民的民权；这实在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尤其是当專制统治者不但无情地剥夺了人民的民权，而且一再地拒绝了改良，甚至仍在继续地和残酷地镇,压着人民的正确历史要求之时，人民的民主革命就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实在是必要的了。去年，南斯拉夫新总统科尔杜尼查，在记者问他南斯拉夫是否发生了一场革命时，他曾这样明确地说道：“是的，我想，南斯拉夫是发生了一场革命。我一想到革命，就会想到法国政治家罗伯斯庇尔所说的民主革命。因为我们必须用民主革命来捍卫人民的意愿。”南斯拉夫和苏联、东欧一样，因发生革命才争得了人民应有的民权。当且，当代的民主革命，却几乎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相反，它就象一场盛大的庆典一样，既宣告了專制统治者的瞬间败亡，更宣告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进程”。所以，我们还有什么权利不去抛弃專制改良，再造国民革命，以迎接一场伟大民主革命的到来呢？

　第二个真义，就是在革命民权的理论基础之上，“坚持民主建国，反对專制复辟”。在前面已经讲过，民主革命初获成功之后，在共和国家初获创建之后，一定会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势力的反扑和颠覆，包括在革命名义之下的反扑和颠覆。这在凡是有專制历史的国家，几乎是民主过渡的共同历程，甚至是主要历程。辛亥之后的中国，自然不能避免。孙先生发动护国运动，就是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满清，孙先生发动两度“护法”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假中华民国的名义，以行專制复辟之实”。孙先生一再地发动北伐，只能说明他反复辟越战越勇；而蒋介石先生在孙先生逝世之后，坚决继承孙先生的遗志，排除万难，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就是要完成孙先生所交付的“坚持民主建国、反对專制复辟”的重任。所以，我们设想以下，如果孙先生活在今天，当他亲眼看见，现在的假共產革命的名义倒行逆施，并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專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当他亲眼看见，毛泽东不仅实现了袁世凯做皇帝的梦想，颠覆了中华民国，并将亿万人民推进了史无前例的血海之中；当他已经看见，邓小平已经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重演了晚清改革开放的一片腐败景象之后；我想，孙先生一定会再度举起“坚持民主革命、反对專制复辟“的大蠹，为最后完成中国民主过渡的历程，而更加顽强地奋斗下去。朋友们，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今天要踏着孙先生的足迹，所应该艰难奋斗的最后历程吗？

　第三个真义，就是如何才能完成民主过渡、并最终确认和确立民主制度。这就是孙先生“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革命历程思想，特别是训政的思想。虽然，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论述了孙先生训政思想的由来、性质、内容、方式和对内对外的限制，特别是它威权民主政治的特质，现在仍然强调的是，这个思想，实在是孙先生对辛亥之后民主革命与專制复辟进行反复较量的科学总结。而也只有真正认识到它是对于民主建国、特别是对于推进和完成民主过渡历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在三十年代推行训政的正确、成就和不足；才能深刻认识五十年代以后，蒋介石先生在台湾于已经建成的宪政体制之下，持续恢复训政，以保卫和建设台湾的功绩；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必将来临的民主变革期内，和“它”最高独裁政权已经被迅速瓦解之后，考虑到这五十余年倒行逆施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考虑到“它”的顽固残余势力和馬列的顽固残余思想所可能制造的种种混乱，考虑到“它”所欠下的大量血债将必然要招致人民的痛苦清算，甚至是大规模的报复，未来的各派民主政治力量，更有必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推行一定程度上的“联合训政”，以推动和平民主变革，准备和完成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确认和确立再生的民主制度。

　这第四个真义，就是要象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中国国民党曾颁抵的“六大训政纲领”一样，“确立建设民生为首要”。因为，孙先生曾明确地认为，民生的状况，实在是决定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究竟能否真正实现的大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疯狂地坚持党治、党有、党享，并创造了中华五千年前所未有的腐败腐烂之时，要确立“建设民生为首要”，就必须确立“唯有推翻,專制制度才能根除腐败的思想”。因为，正是“它”的这个制度才是中国大陆的官员从头到下的一切贪官污吏的制造商和保护伞。今日“它”既要以“腐败治国”、又要以虚假的反腐败来苟延“馬列中国”的做法，以及江澤民先生等人藉所谓反腐败来清除异己的行为，无非只能推动更加腐败和更快垮台而已；此其一。

　其二，就是要告诉今天已经被迫成为这个党治、党有和党享之重要经济基础和重要贪污来源的广大民间商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自己始终被共產党列为另册的社会地位，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早已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参预权，能够认识到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经济集团，而且在政治上也必然要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集团，绝不仅仅是被“允许”参加共產党而已。而是应该争取到由他们自己来组织政党的权力，或起码是能够建立一个“没有共產党统治的工商联”的权利。当且，当代中国的资本家们，不仅要对这个社会的民生负责，而且更要对包括他们自己权利在内的民权负责，特别是要对瓦解这个腐朽的假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负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之一，才能在不再需要被迫贿赂、横遭欺侮和毫无保障的险恶环境之下，发挥才干，实现梦想。因为，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民间商人，既然在被迫带着專制的所有镣铐之时，都能够创造出相当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如果因革命而砸碎了镣铐，他们对国计民生的贡献，只会难以想象。所以，呼唤当代中国的商人，挺起做人的信心，认识專制的末路，坚定对自由的追求，以使自己成为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发动者、推动者、参与者和维护者，实在已经是“时候到了”。

　其三，要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通过社会民主变革来实现民生主义，并在民主变革期注重民生问题，以确保民主变革的推行，理应遵循孙先生诸民生思想，以全体国民的民生问题为念，结合中国大陆的现实，考虑到变革期所可能出现的问题，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无疑应该将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广大工人的民生问题、广大知识分子的民生问题，放在极为重要和必须解决的地位上，同时还要顾及到全体国民，这样才有可能造成和平民主变革的顺利进行。

　总之，坚守民生主义，戮力解决民生，照顾所有国民的生存利益，则中国的民主变革就必然会因民生得以保障，而导致和平民主变革的实现。

　其四，似乎仍然要说明的是，解决民生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和改善全体国民社会生存环境的问题。这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民主革命的基本目的。这既不是十九世纪末由暴力马克思主义蜕变而来的改良社会主义思想所能包含的，又因为它的全民特色和对全世界民生理想的包容性，而使得所有意在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集团谋求公有制度和绝对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潮所能够比拟。况且，民生主义作为三民主义思想的一种，又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与它相辅相成，这就更是那个已经在全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更何况它又是我们中国人的主义，是我们中华前辈孙中山先生奠定的。因此，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曾将中国大陆人民逼杀到了人人自危和国空民穷的痛苦境地之后，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制造了当今疯狂的社会腐败和极端的社会不公之后，在中国人民驱除馬列的决心已经悍然不可动摇之后，中国人民除掉要坚定地为实现孙先生的民生主义而奋斗以外，恐怕任何社会主义的残余思想和残余激情，都只能使得我们历尽社会主义劫难的人民对它“情难再钟”了。

　同胞们，留学生朋友们，孙先生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的思想实在是博大精深的，在上面所提到的，应该说远不能包括“继承孙文”的全部意义。而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思想，和“直接民权”即“全民政治”的思想，没有民权的真正实现就没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真正实现的思想，以及其它许多十分科学和有用的思想，无疑都会对我们坚持民主建国、反对專制复辟，和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保共改良”，带来无穷的思想力量和实践力量。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坚定地、当且是真正地继承孙文，而不是虚假地承认孙文，无聊地利用孙文，公然地背叛孙文，不但将孙先生的思想作为现代中国立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基础，而且将孙中山先生真正做到了“天下为公”的光辉形象，作为现代中国立国的形象，那末，我们就非但能够真正实现“驱除馬列，还我民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且，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还愁不能恢复、不能弘扬、不能真正地鼎立于世界民族大厦之巅吗？